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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專一

道教碑刻研究:山東青州全真修真宮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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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宗教學研究》     作者:趙衛東     時間:2019-06-26 17:03:17      繁體中文版     

青州修真宮現存十六塊碑刻,除去三塊與道教無關和一塊殘損嚴重無法辨認外,剩余十二塊碑刻都或多或少地提供了關于修真宮的信息。以修真宮現存碑刻與相關方志為主要史料,本文對修真宮的創建時間、宗派歸屬與歷史興衰進行了考察,終得出以下三點結論:其一,元代元統元年(1333)以前修真宮已經存在。其二,明大德至清嘉慶年間,修真宮一直由全真龍門派道士住持,清嘉慶年間開始轉變為由全真崳山派道士住持;且由修真宮的傳承情況,推算出龍門派極有可能創派于元代中期。其三,修真宮為明清道教歷史興衰的縮影。

修真宮位于山東青州彌河鎮上院村,歷代方志多有提及。嘉靖《青州府志》言:(臨朐)“修真宮,在縣北十里。”嘉靖《臨朐縣志》言:“修真宮,在縣北十里。”康熙《臨朐縣志》言:“修真宮,在養老院,離縣十五里。”光緒《臨朐縣志》言:“修真宮,在縣北十里養老院。” 雖然嘉靖《青州府志》與歷代《臨朐縣志》對修真宮皆有提及,但大多語焉不詳。單憑方志 資料,很難對修真宮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但現存碑刻為解讀修真宮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修真宮現存古碑十六塊。其中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詹氏墓志》、清嘉慶十九(1813)《創修臥龍橋記碑》、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臨朐縣丞吳復金題“鯨音”二字刻石,與道教無太大的關聯。除此之外,還有一塊殘碑因文字漫漶而無法辨認。剩余十二塊碑,雖亦有不同程度的殘損,但殘存文字尚能辨認,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關于修真宮的信息。這十二塊碑為:1、古碑殘片;2、螭首龜蚨;3、《明正德八年重修碑》;4、《明萬歷十六年重修碑》;5、《明萬歷三十三年重修碑》;6、《明末重修碑》;7、《清康熙四十年重妝修真宮三清神像記碑》;8、 《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9、《清乾隆九年重修碑》;10、《清嘉慶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 11、《清嘉慶十二年信女題名碑》;12、《清光緒二十七年重修碑》。下文將以上述碑刻與相關方志為主要史料,對修真宮的創建時間、宗派歸屬與歷史興衰加以考察。

一、創建時間

對于修真宮的創建時間,早在明代就已不可考。修真宮現存四塊明碑在談及其始創時間時,皆含糊其詞。《明正德八年重修碑》言:“神宮之所,不知起于何時、建于何代。”《明萬歷十六年重修碑》稱修真宮“不知建自何代”。《明萬歷三十三年重修碑》言:“其秦松漢柏、古碣龍碑,蓋不知建于何時。”《明末重修碑》言:“其始創不可考。”但明清兩代臨朐方志,對于修真宮的創建時間卻有記載。光緒《臨朐縣志》認為修真宮創建于宋代,其言:“修真宮,在縣北十里養老院,宋建,元時修。”嘉靖《臨朐縣志》認為修真宮創建于元代,其言:“修真宮,在縣北十里,元時建。”顯然,現存方志資料對于修真宮的創建時間主要有兩種觀點,即宋代說與元代說。由于方志資料訛誤很多,且各種方志又存在矛盾,因此,要弄清修真宮到底創建于宋代還是元代,必須經過一番詳細的考證。修真宮內現存魏國升撰《清嘉慶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養老院莊西有觀曰修真宮,余弱冠時,受業于錫侯聶夫子,暇則世兄西園公華翰偕余游之。讀其碑,知元奉勅重修,明衡府捐銀重修,其曰肇自炎宋,蓋傳語也。”顯然,魏國升認為修真宮始創于宋代之說只是“傳語”,并非事實。魏國升生存于清乾隆、嘉慶年間,當時修真宮碑刻尚未遭到破壞,而且從其言“讀其碑,知元奉勅重修”來看,他顯然讀了修真宮當時存在的碑刻,而他仍然認為修真宮“肇自炎宋”乃“傳語”,這說明修真宮當時所存碑刻中,并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其創建于宋代。在現存所有史料中,只有清光緒《臨朐縣志》認為修真宮創建于宋代,以往的史料并沒有修真宮創建于宋代的說法。這說明在清光緒以前,一般認為修真宮創建于元代,而不是宋代。清光緒《臨朐縣志》關于修真宮創建于宋代的說法很可能來源于當地傳說。在我們到修真宮收集碑刻的時候,就曾聽到過許多與修真宮相關的傳說,這些傳說在當地百姓中世代流傳,一直流傳到現在。而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傳說便是關于宋太祖趙匡胤的。據稱,趙匡胤打天下的時候曾受傷逃至此地,被當地一位村姑所救,在養傷過程中,與村姑產生感情,從而演繹了一段動人的愛情故事。這個故事還有實物證據,即“龍牌”。當地百姓稱“龍牌”為“萬歲牌位”,據說這個“萬歲牌位”就是趙匡胤的牌位。這個牌位一直供奉于修真宮之內,《清乾隆九年重修碑》說:“視殿宇,觀神像,謁龍牌。”其中所言之“龍牌”即此。上院村稍微年長一些的村民都曾親眼見過這個牌位,至今還能明確說出它的尺寸大小。20世紀50年代,“龍牌”被上院村村民毀壞。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故事,又正是因為“萬歲牌位”供奉于修真宮內,所以,當地村民一直傳言修真宮始建于宋代。清光緒《臨朐縣志》很可能是采納了這種說法才認為修真宮為“宋時建”。對于修真宮“肇自炎宋”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我們在投資重修修真宮的上院村村民趙傳國先生處,看到了一塊佛教經幢的殘片,由于殘缺嚴重,所剩文字無多,已無法知道它的時代。據趙傳國先生講,這塊經幢殘片是他在修復修真宮的時候,在修真宮舊址上發現的。據此,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他認為修真宮這個地方在宋代甚至更早就已有廟宇存在,不過當時不是道觀,而是佛寺,元代時才改佛寺為道觀,并稱為修真宮。為了證明這一推斷,他還舉出了旁證。他說,他小時候就經常在修真宮附近玩耍,當時修真宮尚未遭到破壞,在他的記憶中,那時候的修真宮附近有很多古老的松柏,這些古樹非常之粗大,若沒有上千年是長不到那么大的。在理論上講,趙先生的推測是合理的。金末元初,邱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之后,憑借成吉思汗賜予的各項特權,全真道得以飛速發展,當時許多廢棄的佛寺被改為道觀,耶律楚材的《西游錄》與釋祥邁的《大元至元辯偽錄》對此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修真宮是元初由佛寺改建而成,不是沒有可能。但查歷代臨朐縣志及其它相關資料,并沒有發現任何關于這里曾有過佛寺的記載,所以,趙先生的推測尚需要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雖然修真宮始建于宋代說無史料可以證實,但其在元初已經存在卻確鑿無疑。主要證據有以下兩點:

(一)碑刻證據。除上引《清嘉慶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曾言“讀其碑,知元奉勅重修”外,《明末重修碑》也說:“秦松漢柏,古碣龍碑,蓋不知建于何時,云大元至順元…”,這說明修真宮內確實曾有過元代碑刻,并記載了元至順年間重修修真宮的過程。但由于修真宮的碑刻曾遭到嚴重破壞,上述兩碑中所提及的元碑已不知所在。在修真宮現存碑刻中,有一塊古碑殘片,尚存46字:“…設為…布□…大啟是…□地久天…翟可珍篆趙□…道錄陳德平益…□奧魯兼勸農事董□益都等路管民匠鷹房□臨朐縣威儀王志堅等……”。在這塊古碑殘存的文字中,提到了“奧魯兼勸農事”“益都等路管民匠鷹房”兩個官名與翟可珍、陳德平、王志堅三個人名,通過這些信息,可以確定這是一塊元碑。至于這兩個官名為元代官名,這是顯而易見的,毋須多言。而這三個人名中,除翟可珍未查到相關資料外,陳德平與王志堅已有證據證明為元代道士。1、清光緒張承燮等修、法偉堂纂《益都縣圖志》著錄有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重建昊天宮碑》,題名中有“□玉真宮清虛明玄寂照真人陳德平”字樣,這不僅說明了陳德平是元至元前后的人,而且還可以說明他是玉真宮道士,號“清虛明玄寂照真人”。同碑題名中還有“順真大師王志堅”字樣,這說明王志堅亦是元代道士。無獨有偶,同書元大德六年(1302)《降御香碑》題名中又有“順真大師王志堅”字樣。以上兩條史料可以證明,這塊殘碑應立于元代,但具體時間尚不能確定。

(二)方志資料。在清光緒《臨朐縣志》中,對于修真宮曾有過元碑,也有三條相關的記載。 1、清光緒《臨朐縣志》卷十一《軼官表》在介紹元達魯花赤時曾提到忙兀歹、鐵吉達,其言:“以上二人均見至順三年文廟碑。有‘前’字,不知何年任。元統二年修真宮碑,又有鐵氣旦,疑是一人,元碑名字以音訛者甚多。”在介紹達魯花赤法琥魯玎時言:“見至順三年文廟碑,又見元統二年修真宮碑。”若光緒《臨朐縣志》的記載沒有訛誤的話,那么,可以確定修真宮內曾有過元元統二年(1334)碑。2、清光緒《臨朐縣志》卷十一《軼官表》介紹典史劉士英時言:“見元統元年修真宮碑。”這又說明修真宮內還曾有過一塊元元統元年(1333)的碑。結合修真宮內現存碑刻與光緒《臨朐縣志》的以上史料,可以知道,在修真宮內曾有過元統元年(1333)、元統二年(1334)兩塊元碑,而且很有可能還不止這兩塊。因為對于現存古碑殘片上提到的陳德平與王志堅,目前只能確定他們生存于元至元或大德年間,不能確定更具體時間。而元統元年為公元1333年,距離大德六年(1302)約三十年左右,距離至元二十七年(1290)約四十年左右,根據這個時間跨度,古碑殘片不可能是以上兩碑中的任何一碑,而更有可能是另外一塊元碑。這樣一來,修真宮內就有可能有過三塊元碑,而且這還沒有考慮現存螭首龜蚨碑。從現存螭首龜蚨碑篆額為“全真修真觀記”來看,立此碑之時,修真觀還沒有升格為宮,而現存《明大德八年重修碑》已經稱“修真宮”,這說明螭首龜蚨碑要早于《明大德八年重修碑》,而且極有可能也是一塊元碑。其或許是以上三塊元碑中的一塊,或許不是。修真宮內多塊元碑的存在,這不僅說明了當時修真宮極為興盛,同時也可以證明元至元元年以前修真宮已經存在,但對于它的創建時間,仍然沒有結論。

二、宗派歸屬

在修真宮現存碑刻中,有九塊碑提到了修真宮住持以及道士的姓名,現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排 列如下:《明正德八年重修碑》言:“正德癸酉歲,羽士張守安時為本宮住持”。題名中又言:“本宮道眾董守春、張太玉、朱太廣、蔣太學、黃志先、祖太淵、楊太征、李太祥、劉太亮、吉志 余、高清林、吳清梅、吉清顯、王清貴。”《明萬歷十六年重修碑》言:“高唐千歲之重建于前,住持李一從之繼成于后也,前有石以勒之矣。茲建新碑,載跡不容以無記也。道友鄭太和輩請文于予,予喜其立心之正、作事之敏、禮神之恭,乃勉而書之”。通過以上這段話可知,李一從曾為修真宮住持,鄭太和為修真宮道士。該碑題名中還提到“道會司李南陽、李來繼”,又有“朱自實、高一茂、蔡聚陽、唐希陽、王鳳陽、魏陽喜、楊或陽、胥來仙、王來勝”等。道會司李南陽、李來繼雖然參與了重建修真宮工作,但仍然不能確定他們是修真宮道士,所以,暫不把他們列入修真宮道士的行列。至于朱自實、高一茂、蔡聚陽、唐希陽、王鳳陽、魏陽喜、楊或陽、胥來仙、王來勝等人,雖然亦沒有明確說明是修真宮道士,但《明萬歷三十三年重修碑》曾提到高乙(一)茂、魏陽喜為修真宮道士,又《明末重修碑》修真宮道士題名中也有魏陽喜,那么,其它七位也極有可能 為修真宮道士。《明萬歷三十三年重修碑》言:“本宮道眾:李乙從、高乙茂、徒弟戴住陽、魏陽喜、王教書、蘇陽臣。”《明末重修碑》言:“鄉民詹汝卿輩再新三清殿,力不能及其它,羽士蘇陽臣主東岳廟祀,去宮稍遠,然素喜修□后也。遂毅然任之,走啟于今£好施者來助之資。逾年而工告成,視昔加壯觀焉。”據《明萬歷三十三年重修碑》,蘇陽臣曾為修真宮道士,而從該碑所反應出來的信息看,蘇陽臣后來離開了修真宮,做了東岳廟住持,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主持重修了修真宮。同碑又言:“發心弟子:蘇陽臣,徒弟宋來夏,宋來春、李來迎,侄董來用;徒孫魏復慶、李復壽、趙復集、蔣復馨;重孫張本曾、傅本茂、張本盛、李本旺。”還言:“本宮道眾:占演和、戴住陽、魏陽喜、魏演香、王陽乾、賀全寧、王來景、王全明、張全邦、趙全興。”顯然,以上所列“發心弟子”乃蘇陽臣的徒子徒孫,他們極有可能為蘇陽臣所住持的東岳廟道士,而非修真宮道士。然而,蘇陽臣本為修真宮道士,以上“發心弟子”,既然大多為蘇陽臣的徒子徒孫,那么,他們應該屬于修真宮支脈,而從他們發心重修修真宮,也可以看出他們與修真宮之間的親密關系。《清康熙四十年重妝修真宮三清神像記碑》題名中言:“道會司李教真,徒弟王永□,徒孫陳元福、葛元松,曾孫張明□、曾明□。”以上題名,雖沒有明確指出是修真宮道士,但在該碑題名中,只列有以上六位道士,而無其他。顯然,這次重修工作是在他們的主持下完成的。因此,他們極有可能是修真宮道士。《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題名中言:“住持道人李本乾,徒弟丘何修、茂何卿、李何倫、鐘何伶、趙何猁、張何仁、徒孫李教祥、曹教禎。”《清乾隆九年重修碑》題名中言:“住持道人朱元景。”《清嘉慶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住持道人郝明馨、率徒時金萬,徒孫孫玉山、□玉柱。” 《清光緒二十七年重修碑》言:“住持王巧金,徒弟馬通云、侄王通香,徒孫郭此興。”在以上九塊碑刻中,共提到75位道士姓名,除去重復和不能確定是否為修真宮道士的李南陽、李來繼,再除去黃志先、吉志余、朱自實、占演和、魏演香、賀全寧、王全明、張全邦、趙全興等派屬與輩份一時難以確定的九位道士,尚剩余64位道士,現把這64名道士姓名按輩份排列如下:

守:張守安、董守春

太:張太玉、朱太廣、蔣太學、祖太淵、楊太征、李太祥、鄭太和、劉太亮

清:高清林、吳清梅、吉清顯、王清貴

一:李一從、高一茂

陽:蔡聚陽、唐希陽、王鳳陽、魏陽喜、楊或陽、戴住陽、蘇陽臣、王陽乾

來:王來勝、宋來夏,宋來春、李來迎、董來用、王來景、胥來仙

復:魏復慶、李復壽、趙復集、蔣復馨

本:張本曾、傅本茂、張本盛、李本旺、李本乾

何:丘何修、茂何卿、李何倫、鐘何伶、趙何猁、張何仁

教:王教書、李教真、李教祥、曹教禎

永:王永□

元:陳元福、葛元松、朱元景

明:張明□、曾明□、郝明馨

金:時金萬

玉:孫玉山、□玉柱

巧:王巧金

通:馬通云、王通香

此:郭此興

通過這樣一排列,可以清楚看出,從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慶十二年(1807),修真宮道士的傳承系譜是:守→太→清→一→陽→來→本→何→教→永→元→明,查北京白云觀藏 《諸真宗派總簿》,這正是全真道龍門派的傳承系譜。全真龍門派傳承系譜前二十字為:“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除個別文字的差別外,即“一”寫作“乙”、“合”寫作“何”、“圓”寫作“元”等,修真宮傳承系譜與龍門派系譜基本一致。顯然,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慶十二年(1807)294年中,修真宮全真道龍門派道脈自第八代一直傳到第二十代,未曾間斷。

二十代以后,情況有所變化。《清嘉慶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住持道人郝明馨、率徒 時金萬,徒孫孫玉山、□玉柱。”而《清光緒二十七年重修碑》言:“住持王巧金,徒弟馬通 云、侄王通香,徒孫郭此興。”由嘉慶十二年(1807)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修真宮傳承系譜為:“明→金→玉……巧→通→此”。由于修真宮碑刻曾遭到毀壞,其中間斷了近百年,雖其如此,但仍然可以由其傳承來看出修真宮派屬的變化。因為“明→金→玉……巧→通→此”這樣的傳承系譜,恰與奉王處一為祖師的崳山派相合,崳山派傳承系譜前二十字為:“清靜無為道,至誠有姓名,金玉功知巧,通此加地仙。”由“玉”字輩至“此”字輩,中間隔了四代,自嘉慶十二年(1807)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相隔94年,傳了四代,平均每代約23年,這基本上是合理的。以上說明,自清嘉慶年間開始,修真宮不再屬全真龍門派,而是改為全真崳山派。

當然,以上情況也有例外,比如上面提到的派屬與輩份一時難以確定的九位道士,即黃志先、吉志余、朱自實、占演和、魏演香、賀全寧、王全明、張全邦、趙全興。其中黃志先與吉志余出自《明正德八年重修碑》,朱自實出自《明萬歷十六年重修碑》,其余六位則出自《明末重修碑》。黃志先、吉志余、朱自實三人的宗派歸屬很難確定,但其余六位卻可以尋出點蛛絲馬跡。占演和、魏演香、賀全寧、王全明、張全邦、趙全興六位出自一塊碑,說明他們之間有一些關聯,假若設想他們之間有一定的傳承關系,那么,顯然是由“演”字輩傳至“全”字輩。在“七真道派”中,只有奉郝大通為祖師的華山派有“演”字輩與“全”字輩排在一 起的情況。

華山派傳承系譜前二十字為:“至一無上道,崇教演全真,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其中“演”字輩屬于第八代,“全”字輩屬于第九代,由此可以推斷,他們六位可能屬于華山派。 綜合以上情況可以知道,自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慶十二年(1807)間,修真宮一直是由全真道龍門派主持。當然,其中也有其他派別的道士居住,比如,明朝末年,修真宮內曾有一段時間是龍門派與華山派混住。自清嘉慶年間開始,修真宮由龍門派主持轉變為由崳山派主持,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對于全真道龍門派的創派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比如,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認為,七真道派應該產生于明代。而王志忠在陳教友的基礎上,又把龍門派產生的時間進一步精確為明代中后期,他言:“我們可以初步推論,道教龍門派是明代中后期全真道士在秘密授受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全真教改革派。是對元代全真教從興起、鼎盛到腐化以至于蕭條的一種反思和揚棄。”但王志忠的這一觀點仍然只是依據明代宗教政策作出的一種推測,尚缺乏確鑿的證據。青州修真宮現存碑刻至少說明,全真道龍門派在明正德年間已經存在,從張守安與董守春屬于全真龍門派第八代來看,若按照23年一代來推算,八代需要184年時間,而自明正德八年(1513)上推184年,則恰好為元武宗時期(1307—1311),這個時間比修真宮現存元代殘碑的立碑時間略晚,比方志資料所提到的元統元年(1333)、元統二年(1334)略早,由此完全可以推斷,全真道龍門派極有可能在元代中期立派。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可惜的是修真宮早期的碑刻遭到了破壞,假若沒有遭到破壞,我們很有可能解開這一謎團。

(本文作者:趙衛東,原載《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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